周令钊:为新中国而设计

    (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周令钊:为新中国而设计
    周令钊


     
      一路走来,现已百岁的我很荣幸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七十年的光辉历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的一些设计和绘画创作很荣幸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欣赏。身处盛世,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更可喜的是,优秀青年辈出,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中国和中国美术的未来将更美好!

      

      今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也到了期颐之年。我绘制过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主创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勋章等国家重大设计,一路走来,现已百岁的我很荣幸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七十年的光辉历程。

      绘画,是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我出生于湖南平江,那是一个山清水秀人美的地方。娃娃时期家乡就给了我美的感受。我的母亲是一名美术教师,受她影响,我从小便背着画夹子在长沙到处写生,走到哪儿,画到哪儿。小学毕业后,我跳三级考入长沙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在那里我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教会我用不同材料作画。

      抗战期间,我以笔为刃,画了很多抗日漫画、宣传画、壁画等,还随抗敌演剧第五队经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到达缅甸,一路宣传抗日。路上的山川河流、村寨农田、淳朴民风,看不尽,画不完。这段经历对我此后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真正的美存在于大自然、大社会。学校可以启发你认识美,但你得行万里路,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美、体验美、创造美。

      1948年新学期到1949年,是我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1948年秋天,应徐悲鸿先生邀请,我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图案科担任讲师,正式肩负起以美育人的重担。

      记得到北平不久,北平就解放了。那时百废待兴,我们图案科的设计任务相当多,我常带领图案科一个班的学生们四处布置会场。那时,人民大会堂尚未建成。我们学校在市中心的王府井金鱼胡同,故而一些重要会议常被安排在学校的礼堂举行,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是在艺专大礼堂举行的。在布置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会场时,我结识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同志。次年4月,他找到我,希望我也为团旗的全国征稿投上一稿。他说,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围绕在共产党周围的先进青年。我于是有了灵感:那就在五角星外面画一个圈吧。“五角星”代表党,“一个圈”是指共青团员们。从平面构成这一设计基础分析,这个“圈”是一条圆形线,这条线是由无数的点组成的,象征着党的周围团结着无数优秀青年。这样,团旗的设计草图就诞生了。

      侯一民曾是艺专地下党支部书记。1949年,他介绍我进党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我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光荣地成为党组织的一员。自此我的一生与党、国家、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年9月,我接到新任务,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当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二十天左右,时间紧迫。于是,我和爱人每天起早贪黑,带着干粮、拎着暖水瓶登楼作画,一画就是一整天。巨幅创作与一般绘画创作不同,最难的是控制比例。所以我们俩做了一个粉线袋,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把十多厘米大小的照片等比例放大后,才完成后续创作。1949年10月1日,一幅高约六米、宽约四点六米的毛主席画像终于如期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天下午,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就站在我画的那幅画像的正上方。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亲眼见证毛主席按下电钮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那种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激动,那一刻令我终生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国徽的设计事关重大。国徽设计是集体设计,有两个设计小组参加,一个是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一个是以张仃、张光宇和我为主的中央美院设计小组。这枚凝聚集体智慧的国徽,给人以光明、厚重、坚实之感,彰显了东方特色,质量和观感俱佳,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徽形象之一。我为能成为国徽设计者一员深感荣光。

      1950年开始,我陆续参与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并承担人民币票面总图设计工作。自第二套人民币起,设计思路就强调要具有中国特色。为搜集更多图案,尤其是代表民族的、传统的图案,我带着速写本去了故宫、颐和园、云冈石窟等地,从那里的石雕、栏杆、器物上寻找图案。画了大量速写之后,才从中挑选出一些比较满意的图案。一直到第四套人民币,我们设计组五人行程万里,体味我国各地的自然与民风。五人一心的无间合作,使这三套人民币随时代而变化,都焕发着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亲和的气息。

      很多人说我是快手、多面手,其实我的画功也是不断磨练出来的。以前,有不少人要我给他们画像,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能画得“有点像”,一定要画得“很像”,要“神似”,这样人家高兴,我也练了基本功。平时无论出门走到哪儿,我都会带上写生的行头,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造车是“憋”不出好作品的。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多看、多想、多动手是我的习惯。有人问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画吗?原来作画于我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已过百岁,大脑变小了,做不了“快手”了,但看到美好的自然、美好的艺术,仍然会冲动、仍然想动笔……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的一些设计和绘画创作很荣幸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欣赏。身处盛世,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更可喜的是,优秀青年辈出,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中国和中国美术的未来将更美好!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本文由作者口述,周容、马苏薇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9年06月10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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