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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用人单位吗?

      “离开了专业人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只能是农民合作社”。近年来,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雇员之间因报酬、人身损害赔偿产生的纠纷案件逐渐增多。关于双方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是劳动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法律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裁判结果不统一、法院也很“纠结”:如果认定为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律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用人单位,就应负担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定义务,经营发展成本会因此增加;如果不认定为劳动关系,适用一般民事法律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轻装前进”,而其成员、雇员的劳动利益则得不到劳动法律的应有保护,专业人才会因此流失,甚至影响未来的发展。

      案例一:未离职人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是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
      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蔬菜合作社)在唐山滦南县某村附近承包大棚,进行蔬菜种植,因为人手不够,招用唐山某国际学校未离职职工牛某到该社工作。自2013年10月14日起,牛某开始在蔬菜合作社上班,从事大棚卷帘等工作。除工作报酬外,牛某未享有其他待遇。2014年3月11日,牛某在工作时受伤。为申请工伤认定,2015年3月3日,牛某向滦南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认定其与蔬菜合作社存在劳动关系。
      牛某认为,蔬菜合作社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招用其为其工作,接受该社的指挥和管理,并为其发放工资,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蔬菜合作社认为,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临时雇佣关系。此外,牛某与唐山某国际学校存在劳动关系。
      2015年3月26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了倴人劳裁字(2015)第17号裁决书,裁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审理】
      蔬菜合作社不服,向滦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滦南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 (2015)倴民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牛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 (2015)唐民一终字第962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滦南县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牛某为证实其主张的与蔬菜合作社间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以下证据:蔬菜合作社负责人签字的2013年10月22日入库单一份,证明存在劳动用工管理事实。本案初审中,某蔬菜合作社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一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但该合同尾部未经合同当事人签字。
      蔬菜合作社为反驳牛某关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滦南县人民法院(2013)倴民初字第1506号民事判决书、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唐民一终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实牛某与唐山某国际学校存在劳动关系,且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中所泛指的四种人员(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所以不应该按劳动关系处理。
      一审法院认定,牛某自2012年1月在唐山某国际学校处工作之日,即与唐山某国际学校建立了劳动关系,此事实已经由上述的一审、二审裁判文书确认。生效的法律文书已明确牛某与唐山某国际学校存在劳动关系,且牛某认可其与前用人单位尚未解除劳动关系,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的相关规定,即“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的争议,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牛某未就自己属该法条四种人员的范围提供证据,故此,其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依法不能按劳动关系处理。
      一审判决如下:确认蔬菜合作社与牛某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牛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二审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2民终1326号民事判决。牛某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省法院于2018年7月作出(2018)冀民申277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牛某的再审申请。
      【权益提醒】
      不存在劳动关系,不能免除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 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本案中,牛某与某蔬菜合作社之间的法律关系,经司法机关认定为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牛某在工作中受伤的事实得到一审法院确认,牛某有权要求某蔬菜合作社按人身损害予以赔偿。与认定工伤和工伤待遇的无过错性不同,人身损害赔偿需要考察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赔偿损失适用过错相抵原则。

      案例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是聘用人员的用人单位
      【基本案情】
      2012年12月6日,某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机合作社)取得组织机构代码证,同年取得税务登记证;2014年9月25日,经工商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营业执照。杨某某在该农机合作社工作,从事采棉机维修工作。2013年2月,农机合作社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向杨某某支付了2012年的年薪15万元。2014年1月,农机合作社向杨某某支付了2013年的年薪19万多元。杨某某购买住房需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2013年2月27日,农机合作社出具了证明一份,证明中陈述杨某某为其合同制员工,已连续在本单位工作3年,在本单位担任技术工程师职务。同时,农机合作社在该银行客户资信调查函中,也明确了杨某某是本单位合同制员工,签订合同期限为10年。
      2014年10月22日23时许,杨某某乘坐张某驾驶的轻型普通货车(车主为农机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在维修采棉机返回途中,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因该农机合作社否认与杨某某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4月13日,死者杨某某的妻子邹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申请确认农机合作社与杨某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5月6日,该委员会于作出裁决认定,死者杨某某和某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不能成立。
      【法院审理】
      原告邹某不服,向当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农机合作社与杨某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农机合作社在杨某某发生交通事前,依法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了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在工商管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合法用人单位。杨某某为农机合作社从事采棉机维修工作,农机合作社向杨某某发放了高额的年薪。自愿为杨某某住房按揭贷款向银行出具了证明,通过上述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死者杨某某是农机合作社的员工。故应当认定死者杨某某和农机合作社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
      农机合作社提出,杨某某是其社员严某某的雇员,且严某某在庭审中也承认杨某某是其雇员,因此,不应当认定杨某某和农机合作社之间劳动关系成立的辩解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因严某某是农机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的弟弟,双方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故不予采信,该辩解意见亦不予采纳。农机合作社提出帮助杨某某获得银行购房按揭贷款是一种帮助行为,不应当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成立的依据的辩解意见,因农机合作社出具证明是出于自愿,并加盖本单位公章,且有农机合作社会计签名,说明农机合作社对该证明具有的法律效力有明确有认识,故从上述证据足以认定死者杨某某是农机合作社的员工的事实。
      一审判决,死者杨某某与农机合作社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
      宣判后,农机合作社不服,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邹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当庭提交书面答辩状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理过程中,某农机合作社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材料。邹某发表质证意见。二审法院认定,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关于某农机合作社是否合法用工主体问题。二审法院认为,该合作社与其成员之间是平等互助、民主管理的关系,不具有以提供劳动领取报酬,管理与被管理的属性,合作社与其成员之间不属劳动关系,合作社相对于其成员不属严格意义上的用人单位。但是合作社作为依法成立、有法定名称、住所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出资的独立法人,可以按照成员大会的决定聘任经理和财务人员等,这些聘任人员为合作社提供劳动、受合作社管理,凭劳动从合作社领取报酬。此种情况下,合作社聘任的人员与合作社就形成劳动关系,合作社对其聘任的人员具有用工主体资格,合作社相对于其聘用人员属于合法用人单位。因此,合作社是否合法的用人单位,要看其合同相对方。本案中,农机合作社自2012年12月成立起开始经营,并取得法人资格,可以确定,其有权聘用为其提供劳动的人员。相对于农机合作社聘用人员,农机合作社当然是合法的用工主体。农机合作社以绝对性结论称其不是合法的用工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权益提醒】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是劳动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聘用参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社员产生争议,该如何认定的问题,目前,国家层面尚无统一的规定或者司法解释。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工商登记可以取得法人资格看,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无疑具有用人单位的法律资格,享有用工自主权。至于其与所招用人员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目前的主流观点是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作个案判断。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三)明确:“结合农民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性质和用工特点等因素,区分情况予以严格判定。对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精神的,应依法确认参与农民合作社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社员与该合作社存在劳动关系。”

      案例三: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构成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
      某养猪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养猪合作社)于2009年8月19日经工商部门批准取得法人资格。按《合作社章程》,业务范围为生猪养殖、销售;其他畜禽养殖、销售;提供饲养技术及诊疗咨询服务。颜某丽、颜某华作为社员、股东,分别于2011年1月1日、2011年6月20日,口头受聘为养猪合作社门市管理员。颜某丽兼任门市出纳,并负责饲料碾拌、销售、仓库管理工作;颜某华负责饲料碾拌、销售、仓库管理工作。报酬每人每月1500元。至2012年12月,二人的报酬一直是从自己保管的门市现金中足额提取后造册,交养猪合作社理事长签字认可。
      2013年3月2日,针对两人的工作表现,养猪合作社就门市管理召开理事会、监事会并作出相关决定。两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决定内容,并提出次日盘货交账,辞去管理员工作。
      3月4日,颜某丽、颜某华的工作即由他人(社员、股东)接替。直至2013年4月3日,颜某丽、颜某华才向养猪合作社移交门市账本,但未移交养猪合作社门市资金55734.73元,二人亦因上述纠纷一直未领取2013年1~2月的报酬。
      2013年5月7日,颜某丽、颜某华以养猪合作社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有关规定,造成二人损害为由,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日,仲裁委员会认为:“二人的申请不属于受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
      【法院审理】
      颜某丽、颜某华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养猪合作社支付拖欠的工资每人3000元;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的另一半工资每人16500元及按2个月工资计算的经济补偿金每人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颜某丽、颜某华与养猪合作社双方虽然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养猪合作社至今未与颜某丽、颜某华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应视为在养猪合作社最迟签订时间内,已经与颜某丽、颜某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养猪合作社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共拖欠颜某丽、颜某华的工资、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的另一半工资,并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一审判决:颜某丽、颜某华与养猪合作社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3年3月3日终止。养猪合作社支付颜某丽、颜某华工资每人3000元;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的另一半工资每人16500元;支付按2个月工资计算的经济补偿金每人3000元。驳回颜某丽、颜某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颜某丽、颜某华与养猪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应定性为雇佣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规定进行调整。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
      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某养猪专业合作社支付颜某丽、颜某华2013年1~2月劳务报酬每人3000元。
      【权益提醒】
      与公司、企业等一般商事主体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特殊的法人主体。其与其社员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发展方向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有人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经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从而具备一般经济组织的形式特征,但其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本质属性仍为互助性质。
      一种观点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社员之间不是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六)项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受雇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农村专业合作社系平等主体间按照自愿联合、民主管理、按盈余比例分配收入等原则设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其与内部成员之间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不符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的劳动法律关系特征。故农民专业合作社虽依法登记,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用人单位。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社员从事工作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社员纠纷内容来具体判断。社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工作内容符合劳动关系构成条件的,应认定为劳动关系。社员因为经营管理决策、分配等事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生纠纷的,双方不是劳动关系。这与“劳者有其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相似性。
       ■本报记者贺耀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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