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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法”如何照亮金融消费维权路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很久以来,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2条中“为生活消费需要”的理解,人们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实际生活中,炒股算不算“为生活消费需要”,是否属于“消法”调整范围?下面这起李先生的金融消费维权官司,有助于职工群众了解2013年修改后的“消法”第28条内容——“为生活消费需要”已经扩大到金融消费等新领域,金融服务经营者履行提供服务信息义务,既在签约阶段,更在履行服务全过程。

      事件:签约欺诈多收佣金13万多元
      李先生自2001年在某证券公司分支机构某证券营业部开立“普通账户”,交易手续费为2.3‰。2012年5月17日,李先生申请开立“信用账户”,用于融资融券交易(也称两融交易)。按照规定,李先生签署了风险揭示书和风险面谈记录。风险面谈记录第4条注明“我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的收费标准是:信用账户内发生的普通交易和信用交易,一律按照2.5‰的标准收取手续费……您是否理解并同意?”李先生签署了“理解并同意”。5月21日,双方签订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以下简称两融合同),其中未约定交易手续费的收取标准。5月30日,李先生开始从银行向信用账户转入资金。次日,开始融资开仓等交易。同年6月13日,证券公司《客户佣金及利率设置审批表》注明,李先生账户有效市值人民币107万元,“应客户要求,申请费率标准由2.3‰调到1‰”,李先生普通账户的手续费降低至1‰。至2013年11月28日,李先生确认使用该信用账户交易总次数651次、交易总金额为6386万元。其中,开展融资融券开仓、平仓交易大概110次,涉及交易手续费大约2.5万元。证券公司按2.5‰标准,收取了李先生交易手续费合计159670.59元,其中信用交易手续费27767.31元,普通交易手续费131903.28元。
      李先生以多收交易手续费13万多元为由,向有证券监管部门投诉。他称,在签署风险面谈记录时,证券公司将交易手续费标准隐藏其中,之后签订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未再约定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对自己构成欺诈。并且,证券公司未将下调其普通账户手续费率一事告诉自己,造成自己手续费损失……2014年7月18日,证券公司向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调解申请书》主要内容:……证券公司秉承维护社会稳定,共建社会和谐的态度,同意向李先生支付和解金101460.03元,并希望李先生在收取和解金后不再就此事提出投诉。
      李先生一审诉讼请求:某证券营业部、某证券公司双倍赔偿多收取的手续费共268246.60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不属消费纠纷驳回诉请
      法院认为该案为证券欺诈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是否适用“消法”调整?证券公司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
      法院认为,“消法”调整的消费行为,仅限于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李先生购买股票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属于为生活消费而接受证券公司的服务。同时,我国证券法律、法规等也未规定购买股票是消费行为,受消法的保护,证券公司存在欺诈行为须承担双倍赔偿交易手续费的责任。因此,本案不适用“消法”的调整,不存在双倍赔偿多收取交易手续费的问题。
      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李先生是一个成年人,且文化水平较高,如果认为自己缺乏证券知识,就更应该仔细阅读风险面谈记录的内容后再签字。其次,李先生诉称其当时没有通读原文,未注意证券公司在文中隐藏了手续费的收费标准。这说明不是证券公司偷偷隐藏交易手续收费标准,人为设置收费陷阱,故意对其实施欺诈行为,而是李先生自己阅读条文内容所致……
      一审判决:驳回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二审:属于消费纠纷但不构成欺诈
      李先生不服,向二审院提起上诉。李先生上诉称,证券公司偷偷下调其普通账户的手续费率并故意隐瞒该事实,是担心李先生会把资金重新转回普通账户进行交易,无法继续通过信用账户收取高额手续。而证券公司称没有隐瞒,已电话通知,却提供不了电话录音等相关证据。根据相关规定,证券公司负有电话告知消费者的录音义务。再者,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消费者的生活需要不仅仅局限于吃饭穿衣等基本物质需求,当然也包括接受证券金融服务等新需求。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是:一是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性质,即是否存在消费法律关系;二是应否赔偿李先生交易佣金损失。
      是否存在消费法律关系?二审法院认为,首先,双方存在证券交易代理合同关系,该类合同是证券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依据《证券法》规定,因证券经纪业务而签订的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次,双方还存在证券服务提供商与非职业证券投资者之间的金融消费法律关系。我国消法修改前并未将证券市场中业余投资者视为消费者加以特殊保护。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和家庭财富的增长,消费者的生活需要不仅仅局限于吃饭穿衣等基本物质需求,为了保障物质和服务消费需求而实现个人和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金融投资需求也成为普遍需求,日益成为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0月25日新修订的“消法”第28条作出明确规定,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下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政策意见,证券公司作为证券服务经营者、李先生作为个人业余证券投资者,双方之间属于金融服务提供者与金融消费者关系。本案发生时间为2012年5月30日至2013年11月28日,前述“消法”第28条已经修订。李先生主张构成民事欺诈、要求赔偿相关损失,故一审认定案由为证券欺诈责任纠纷,定性准确,二审法院予以认同。
      应否赔偿李先生交易佣金损失?法院查明,双方《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未明确约定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李先生信用账户交易手续费标准是风险面谈记录第4条记载。李先生上诉称,这一做法和行为构成欺诈。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佣金争议,在证券交易委托合同中,作为受托人的券商收取的手续费标准属于合同的重要内容,理应在合同中作出清晰明了的约定,而且证券公司在订立合同时,还应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明确向李先生加以说明。证券公司一方面在风险面谈记录中强调,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所有事项要以合同条款为准,另一方面在《融资融券合同》中又没有约定收费标准。无论是证券公司有意为之,还是因为基于市场竞争的缘故,交易手续费经常逐步下调的现实需要,更无论是否是惯例做法,本院认为这一做法确有不当或者有待完善之处,因为合同中约定佣金标准并不妨碍券商在其后双方再行协商或券商单方下调佣金标准。但是,即使如此,二审法院赞同一审的观点,双方在达成佣金标准合意问题上,证券公司不构成民事欺诈。李先生请求双倍赔偿,一审不予支持,二审法院予以认同。

      裁决:侵害知情权、选择权应退回多收费用
      是否应赔偿李先生部分佣金损失?二审法院认为,证券公司将费率标准由2.3‰调到1‰,李先生否认是其主动要求,且证券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将该变动事实通知了李先生,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证券公司的行为侵犯了李先生的知情权和消费选择权,并客观上造成了李先生多支付了交易佣金。
      首先,双方签订两融合同在先,普通账户交易手续费下调在后,李先生开立两融信用账户时,其普通账户交易手续费标准为2.3‰,信用账户普通交易及信用交易的佣金标准均为2.5‰,两边差距不大。其次,从交易记录看,李先生从2012年5月31日至2013年11月28日,该信用账户交易总次数651次,其中开展融资融券信用交易110次,还本付息也很及时,说明李先生是一个谨慎的投资人,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在信用账户中进行普通交易。如果证券公司将下调后的普通账户手续费标准告知了李先生,李先生可以自行判断并选择在普通账户进行交易还是在信用账户进行普通交易,如果李先生将信用账户的普通交易选择将资金转回普通账户进行相同交易,客观上证券公司应该少收佣金……李先生多支付了手续费人民币76941.97元。证券公司侵犯了李先生的公平交易权,证券公司应该退回该部分多收的佣金并赔偿李先生相关利息损失。
      李先生请求中虽未主张利息损失,但请求双倍赔偿,故二审法院酌定证券营业部支付从接到证监局通知、李先生开始要求返还佣金之日起,即2013年12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某证券营业部是某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对其不能清偿的债务,某证券公司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2016年9月26日,二审法院决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某证券营业部返还交易佣金76941.97元及利息;某证券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驳回李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提醒:金融服务经营者必须详实提供商品信息
      依据“消法”第28条的规定,“……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等信息。”自2013年“消法”修改后,对“为生活消费需要”的理解应比过去扩大。与之相对是经营需要,一般是指取得工商执照从事经营业务或者实际从事经营业务。金融商品作为无形商品,信息是金融商品的核心内容,掌握必要、准确和真实的信息对于金融消费者作出正确判断和交易至关重要,而构成金融商品的信息天生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金融消费者囿于专业知识及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能力,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愈加严重。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宣传、推销及劝诱行为,很容易左右着个人业余投资者的交易判断,因此,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仅要求金融商品及服务经营者要根据不同的投资者出售适合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赋予其更加严格的说明义务及信息披露义务。不仅说明和披露要求主动、真实、完整、及时,还特别强调信息说明及披露时的针对性、可理解性和可获得性要求。  
      ■本报记者贺耀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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