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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伏在《甜姐儿》幕后的魏于潜
    • 新闻来源:北京晚报
    • 点击数:
    • 日期:17-05-27 15:59:34

      《甜姐儿》是个话剧剧本,作者魏于潜,创作于1942年,当年底上演,导演是胡导,由黄宗英主演。后者以此剧一举成名,最大的证明是,在以后、至今的岁月中,“甜姐儿”几同于黄宗英的代名词。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但在这片沦陷区中间,尚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未被日本侵略者鲸吞。此种局面维持了4年又一个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强进租界,上海遂告彻底沦陷。前一段,史称“孤岛”时期,后者,则为沦陷时期。

      “孤岛”时期的话剧主线,是在抗战主题下进行的。大量的话剧演出,既锻炼了创、导、演队伍,也培育了一大批基本观众。最突出的话剧团体,自然是于伶所领导的上海剧艺社。“皖南事变”后,于奉命离沪赴港,上海剧艺社合力渐散,最后导致分裂……

      到了上海沦陷时期,柯灵曾评价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话剧艺术的繁荣时期,据有些刊物的评价和记载,当时戏剧活动的规模,就上海一地而言,比过去和现在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和庞大。”柯灵此论,出自他写于1981年的一篇长文“‘衣带渐宽终不悔’——上海沦陷时期戏剧文学管窥”,在以上所述处有一注解,点明所引用“有些刊物的评价和记载”,是指汪俊发表在1942年12月的《太平洋周报》上的《一年来上海剧团的变迁和演出》和洛川发表在《新东方》9卷1期上的《戏剧一年》。

      署名魏于潜的剧本《甜姐儿》,正是诞生在这一时期。1942年2月,同名作者创作的话剧《寒夜曲》,改名《比翼鸟》上演于龙门大戏院。至于还被改编成越剧和沪剧,沪剧名为《大雷雨》等等,那已是若干年后的后话。

      魏于潜是谁?时人均不知其名。后来(这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可长可短),终于有人知道了潜伏在《甜姐儿》幕后的魏于潜是吴琛的化名。而吴琛,正是在“孤岛”时期上海剧艺社的签约导演和总务部主任。

      吴琛,本名吴朝琛,1912年生于无锡南门外芦荡村。曾入南洋中学读书,未毕业即考入大同大学。后因经济不济而中途辍学,进入花旗银行工作。1931年,结识赵默(后以金山盛名于世)、曹莹等人,并由赵带入戏剧圈。吴琛会演戏、能导戏,编过报纸副刊,还写过长篇小说,现在又写了剧本,是俗称“文武昆乱不挡”的好手。至于为什么不用已经稍有名气的吴琛本名,而“别有用心”地给自己起一个“魏于潜”的笔名,知道的人或许有,但绝对不会多。

      直到1990年,吴琛在《我的艺术经历》一文中自己解谜:该化名的原意是委鬼迫于潜逃也。

      1941年12月8日,日军于轰炸珍珠港当日,闯入上海租界。“孤岛”沦陷,由“名存”而至“实亡”。据胡导回忆:那天早上,有日军军车开到辣斐花园剧场,抓走了上海剧艺社的吴仞之,但不知何故稍后又放了。据胡导推断,当时敌寇要抓的上海剧艺社吴姓负责人应该是吴琛,盖因他原在社里负责总务工作,“这时他恰恰离沪回无锡老家探亲,这才逃过一劫。”

      “逃过一劫”所言非虚,离沪返锡也是事实,但吴琛的出走,并非是偶然的“恰恰”,真实情况据本人多年后披露,是有人特意到家中报信,他才夤夜逃回无锡老家的。

      躲了一段时间,又潜回上海,化名吴梅洲,进入一小酱油厂做伙计,白天站柜台。因工资微薄,难以养家,又晚上偷偷撰写剧本,希望能以稿费弥补家用之不足。1942年,吴琛先后写了《寒夜曲》、《甜姐儿》,次年又写出《钗头凤》。

      这三个剧本都曾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舞台上演,也先后都出版了。《甜姐儿》和《钗头凤》,被收入在孔另境主编的《剧本丛刊》中,世界书局出版,署名均为魏于潜。《剧本丛刊》共5集,每集10种。《钗头凤》在第二集,初版于1944年3月。《甜姐儿》被收入第五集,1945年12月初版。而最早写出的《寒夜曲》,则在1947年9月被收入范泉主编的《文学新刊》丛书第三集,署名吴琛,永祥印书馆出版。

      《甜姐儿》写于1942年是确定的,但搬上舞台具体是哪一年,却有着1942年和1943年两种说法。此外,黄宗江有没有参加《甜姐儿》的演出,也是一个谜团。

      吴琛在《我的艺术经历》中说,“……由于难以维持生活,工余改编了剧本《甜姐儿》,用‘魏于潜’的笔名,由黄宗江、黄宗英兄妹主演。”结合上下文,吴琛应该是指在1942年。沈去疾撰写的《吴琛年谱》中1942年条下载:“话剧本《甜姐儿》,由华艺话剧团洪谟主持,胡导导演,黄宗江、黄宗英兄妹主演。演出轰动上海,连续演出了120场。”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沦陷时期的上海滩商业话剧似乎火爆,但真正能长久演出的并不多见,除据说最火的《秋海棠》连续上演了200多场外,《甜姐儿》的演出场次也是非常惊人的,大抵有120场或180场之说。故此,用“轰动”两字形容,并不为过。

      《甜姐儿》的导演胡导,原名胡道祚,祖籍泾县,生于南昌,长在芜湖。他与吴琛是上海剧艺社时期的同事。两人相识或更早,因他们两人都是由赵默介绍,分别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的,时在1933年的5月。两人都视赵默为自己从事戏剧事业的领路人。胡导生平第一次看话剧,就是由赵默带领,看的是春秋剧社演出的《梅雨》和《名优之死》。而他出演话剧的第一出戏,是田汉根据日本作家菊池宽原著改编的《父归》,此剧导演,也还是赵默。而吴琛与赵默的关系更早、更深。吴琛曾和赵默、曹孟浪、姚时晓等组织了“青光”剧团,后改名为“光光”剧团。名字的寓意据说有吃光、用光之意。曹孟浪就是曹莹。“孟浪”一名,本是吴琛在左联刊物《铁流》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因曹莹喜爱此名,要求割爱,以后曹莹遂成为曹孟浪。

      吴琛和胡导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在一九四零年代,吴琛、胡导与洪谟、吴天并称为话剧“四小导演”,而时称“四大导演”的则是:朱端钧、黄佐临、吴仞之和费穆。

      胡导晚年曾写过一本《干戏七十年杂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话剧舞台》,因是亲身经历,所以受到戏剧史界的关注。胡导书中写道:吴琛与他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的。正是在此书中,他用较大的篇幅,详述了对《甜姐儿》一剧的导演思想,并概括主旨在于“温厚的讽喻”。作为导演,他还写到《甜姐儿》的角色安排,黄宗江扮演林君植,黄宗英扮演孙小玉,郭元同扮演画家刘曼欧。

      导演是重要当事人,既然点明了黄宗江,似乎应是定论。但不知为何后来写了诸多文章的黄宗江,对此剧不著点墨?黄宗英因此剧而大红大紫,但在以后的各种回忆中,也不曾提及兄妹一起出演《甜姐儿》。关于上演时间,黄宗英的回忆是1943年。

      经过查证,《甜姐儿》首演是1942年12月8日。黄宗江曾在《忆石挥和蓝马》一文中讲道:“我离沪是1942年12月8日(记得清是因为太平洋战争整一年)。”故此,不妨推断,黄宗江参加了排练,但可能最终并没有在公演中亮相。还有一个佐证,是黄宗江同行人黄裳的回忆:“我和宗江是在‘一·二八’周年的日子离沪的。路上走了一个多月,一九四三初到达重庆。”从字面看,似乎应该是1月28日,但结合下文,可以断定,这里或是出版误植,或是黄裳笔误。正确的时间应该是12月8日。如此,那就和黄宗江所说完全契合了。

      但会不会有什么其他原因,让黄宗江的记忆失误呢?因为他离开上海的时间,按照黄宗英的回忆却不一样,她说:“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离开了上海。”《甜姐儿》首轮公演一共演出了20天,即从8日至28日。查当年的《申报》广告可以得知,在刊登《甜姐儿》最后一天演出广告的同时,也刊登了《晚宴》的广告,首演是12月30日。因此,即便是在《晚宴》上演的第一天走,如果黄宗英的记忆无误,黄宗江也是有时间参加《甜姐儿》的演出的。

      《甜姐儿》演出了20天,但具体场次的计算恐怕有些难度,因为每天有日场和夜场,后来甚至还开了早场。不管黄宗江是否已经离开,报纸上《甜姐儿》的广告反正是一直挂着他名字的。黄宗江的名气,那时和石挥有“一时瑜亮”之称。那一年,吴琛30岁、胡导27岁、黄宗江21岁、黄宗英17岁。

      扮演画家刘曼欧的郭元同,艺名异方,是黄宗江在燕京大学的同学。翌年秋,黄宗英与其在北京结婚。此人苦命,婚后仅18天,即殁。新寡后的黄宗英,隐居香山,后由戴耘专程赴京,带去了于伶、吴仞之、吴琛的召唤。她回到上海后,复演了《甜姐儿》,那已是1944年的4月。剧组中大部人马仍是首轮演出合作过的老人,但剧团名字从艺光剧团换成了国华剧社,演出剧场也从兰心大戏院换到了金都大戏院,导演也从胡导换成了章杰。再后,她加入南北剧团,将《甜姐儿》一剧带到津门,亦红火漫天。1945年3月,《甜姐儿》在上海有过可能是最后一轮一个多月的演出。之后,这部话剧降下帷幕,一切成为过往。

      历史总像是紧握时间之沙的大手,手抓得紧,依然会有细节的沙从指缝间逸出。留下手上的,或被铭记,进入各种文本。漏掉的,也就漏掉了,被人偶然钩沉,尚属侥幸,更多的,就是慢慢地被彻底湮灭……

      抗战胜利后,吴琛和老朋友于伶又会合了,并一度恢复了上海剧艺社。但时隔不久,他却意外地猛一拐弯,扎进了越剧圈子。按他晚年的回忆,是接受了中共地下党于伶、吴小佩的动员。不知吴琛当时是否知晓,加强对越剧界的工作,指示直接来自于周恩来。

      在越剧界,他进的第一个剧团,就是徐玉兰挂帅的玉兰剧团。他以殷鸣慈或应鸣时等化名,导演了一些越剧。1949年以后,魏于潜彻底消失了,吴琛则正大光明地走到前台。不知道是越剧成就了吴琛,还是吴琛成就了越剧。因为,此后几乎越剧的每一次改革和成功,比如,《祥林嫂》《红楼梦》.......都不会缺少吴琛这个名字。

      今天,当我们回首观望《甜姐儿》和魏于潜,虽然在商业话剧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该剧的文学价值仍然是有待评估的。然而,只要我们能解读出“魏于潜”三个字的潜台词,作者就理应受到肃然的尊重。有时候,冲锋陷阵固然是勇敢,值得歌颂。在暴政下选择遁形,也未必就是屈服。

      黄宗江离开上海,他自己著文说有“外因”也有“内因”,但外人如我者看来,总还是有欲言又止的意味。离开上海的时间,他自己明确说是1942年的12月8日,但在他生前出版的《悲欣集》中有一篇别人写的《从浪漫到现实——黄宗江传略》,却明白地写着“1943年1月,黄宗江和好友黄裳二人离开上海”。时间相差不多,但却横跨两年。不知何故,黄宗江却没有订正这一讹误。

      黄裳记录了他和黄宗江是一起离开上海的,同行者不只他们两人,还有南开中学另两个同学,一个是周杲良,是周叔弢的儿子;一个是宋希,是宋春舫的儿子。此处点出两个同行者的老爹,是觉得有趣,因为他们很巧都是享有大名的藏书家。

      若干年后,黄裳自己也成了藏书家,他的雅致文字是爱书者们都欢喜的。黄宗江说中学同学容鼎昌的“黄裳”名字是他所起的,遭到了杨苡的反驳。坊间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即,黄裳当年也是“甜姐儿”的铁杆粉丝,“黄裳”之意,是愿做“黄”的衣裳等等,迹近亵慢,姑妄听之。

      但有一事是确实的,钱钟书曾有一札寄黄,时在1950年春。信中赠黄一联:

      遍求善本痴婆子,

      难得佳人甜姐儿。

      钱在信中还特意着笔,希望黄能“赏其贴切浑成,而怒其唐突”。问题是,“唐突”何在?缘何祈“怒”?!黄裳当年读信后的感觉,外人自然不得而知,但晚年为文,他是很欣赏此联“妙手天成,不愧佳制”的,并就此联自述本事,但仅涉上联。至于下联,黄未著一词。空白,可以留给后来钩沉党来咀嚼。在此录出,非跑题也,还是从一侧面证明了《甜姐儿》和“甜姐儿”当年魅力难挡的红火。

      如今,围绕着《甜姐儿》的各色人等,已然剧终人散。惟留“甜姐儿”黄宗英,已过米寿大站,正在赶往白寿的路上。当然,还有这一册薄薄的纸本《甜姐儿》,安放在我靠窗的书桌上,窗外,是年轻的春光大好……(吴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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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李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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