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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明:晚风中的“暧昧领域”
    • 新闻来源:澎湃新闻
    • 点击数:
    • 日期:17-10-20 10:44:51

       读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小说《晚风细雨》(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8 月),确有一种霍然惊觉、欲说还休和挥之难去的阅读体验。《晚风习习》(1989年)写对去世不久的父亲的悼念与思考,作为“抗战一代人”的父亲历经战乱、一生困顿,晚年自台湾回乡寻根,而父子之间血缘纽带与代际冲突的种种迷离悲欢在湍急的时代漩涡中飞溅激射,事业人生的欲望与意义在“国族寓言”的大叙事中究竟是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总是令人思之惘然。过了将近20年后,作者继以《细雨霏霏》(2008年)写去世快十年的母亲,同样的时代风雨、生活磨难,但是作者的笔触更细腻、更深情地触及母亲的情感人生,而在母亲不愿回乡的背后所隐藏的秘密更是创痛尤深。无论是事业人生还是情感人生,总是在时代的飘摇中命悬一线,身为人子也只有在悼亡中认识与理解上一辈的生命欲望和人生意义,同时更反观已步入中老年的自己。这两篇小说中当然夹杂着作者自传的成分,但实际上不妨看作是一个时代、一个族群的人生自述。两篇都是关于父母的悼亡故事,在晚风中飘荡的父亲亡灵更多缠绕着时代家国的忧患,母亲则让细雨编织着心底的个人爱恨,心灵的风雨不是都往一个相同的方向飘,然而都同样受尽了恶劣天气的影响播弄,使因悼亡而生发的感叹总有挥之难去的感时伤势的况味。

     

     

       《晚风习习》中的父亲回乡寻根,其中的高潮无疑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精神上的亮点。回到故乡,天河镇厚溪村,发生在村庄入口处的欢迎与相见的场面不但极为感人,而且充溢着历史人类学研究所神往的那种氛围:父亲被人群簇拥在中心,红土小路上鞭炮四处噼啪爆响、青烟弥漫,老一辈宗亲代表在祠堂门口与父亲拉手拥抱洒泪,我突然领会了那传说的动人处;父亲记忆中的那块或许在“文革”中甚至在土改的时候就已被砸毁的石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这穷乡僻壤难民似的活着的后生子弟向外闯天下的坚实可靠的鼓励,而现在,父亲就是他们的石碑。于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年近八十的父亲如此昂扬飞腾。……不管离乡背井这几十年里有多少辛酸困顿暗淡的日子,这一刻的荣耀已成永恒。我相信,在他的心深处,他知道自己正在书写历史——乡人们千年不断口耳相续的历史……”。(87页)人是如此,作为村庄的精神圣地的祠堂也同样深含历史的意蕴。人们簇拥着父亲进入空无一物的祠堂,一个破旧古老的空壳。“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一座象征旧社会精神价值的建筑物,居然历经四十年的翻天覆地,既未遭捣毁,也没有改作其他现实的功利用途。……像绵延世代村庄生活的一个休止符……这样空壳似的存在,隐隐埋伏着一种无言的意志。”“可以想象,四十年来,厚溪村面对生老病死、风雨阴晴的时刻,这一座掏空了内涵的空骨架,或者仍在暗中施舍着力量。”(90页)由此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父亲的名字直到小说的最后才出现,而且是以那样的方式出现:父亲墓碑上刻着“袁公 轩之墓”。作者在“自序”中说,袁轩就是“轩辕”两字的倒装,“象征着历史文化不绝如缕的脉络,绵延五千年的传承”。(22页)原来所有的磨难与荣耀,最后都凝聚在父亲的这个名字上。

       小说有两句很受批评家和读者关注的话,但是各人的解读可能各不相同。其一,“人心里可能真有些东西,连历史都无法阻绝”。这“有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历史“无法阻绝”是什么意思?是说人性中某些永恒的东西是时光所无法征服的?其二,“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间,有一个暧昧领域”。这个在晚风中才逐步显露出来的“暧昧领域”指的是什么?王德威教授在序言中如是说:“刘似乎体会了革命启蒙、男欢女爱以外的情义,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人心里可能真有些东西,连历史都无法阻绝。’他学会了尊重那个‘暧昧的领域’。”(“我的父亲母亲——刘大任《晚风习习》《细雨霏霏》序”)这么说来,这两句话是有联系的,而且与“情”和“义”这两个伦理范畴有联系。王教授由此而举重若轻地拈出来两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一是“《晚风习习》因此是刘大任试图与他父亲——和父亲所经历的那一个时代——和解的尝试。”二是“他真正要叩问的是,在历史的虚无和混乱之后,在欲望的废墟间,是否还有些东西留得下来?”我想这两个问题也可以看作是隐伏于剧情中核心主线。“父亲去后,我进入这一暧昧领域”;“从暧昧领域中,我窥探父亲的一生”。(63页)这是父亲的人生之谜,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对于他身边的人,都是难解之谜。但是作者相信“必然有一个法则,一个超理性的法则,通过暧昧的渠道,牵引着理性世界里的父亲,支撑了他的一生,而甚至不为他所自觉”。(63 页)答案恐怕是没有的,但或许可以从前述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瞬间获得某些启示。

       说到和解,“我终于在我自己的挣扎与不安里,看见了父亲多年前的不安与挣扎;同时,我也从他的妥协与屈服里,看见了自己终将妥协、屈服”。(54 页)这是与时间和命运的和解,但是建立在无奈的宿命感之上。王德威看出“中年的刘大任回忆暮年的父亲,惊觉父子的路何其不同,又何其相似。他不只悼念父亲和他那一代人的灰飞烟灭,也更不免有了‘此身虽在堪惊’的感喟吧。”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又可尝不是数十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呢!

       离开小说文本,全书前有作者写于2017年3月的“自序?抗战一代人”,后有写于2008年12月的“二流小说家的自白”,都值得一读;而且应该与小说本文互读,定有所获——无论是加深了对小说的理解,或产生了新的困惑。

       作者在“自序”中说,两部中篇的格式都由五十个短段组成,“明白表示了我的心意,李商隐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原来两个五十短段的格式别有蕴含,与李商隐的“五十弦”相应,而其意蕴则非常质朴而且感人:“我跟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度过的岁月,大约就是半个世纪。”既然引入了李商隐的“锦瑟”诗的“思华年”,那么尾联“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自然呼之欲出:年华飞逝,实无待暮年追忆怅恨,即使当日已然觉知,但亦因无奈而惘然。这的确可以加深对小说主旨的理解。

       作者明确申明,小说不只是对父母的追思悼亡,而是面对整整一代人、一个时代,面对即将消失的集体记忆。写的是“抗战的一代”,这一代人在他看来应该称为“建设派”,就是指“这是一批专业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感受到五四的影响,却没有投入改造世界的事业,而在国弱民贫、外侮压顶的危局中,基本上只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力图避免亡国灭种,设法逆势扭转国家的命运”。(19页)从作者表述其父亲自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求学、工作、志向及取得的成果来看,称这“抗战的一代”为“建设派”自是名符其实。
     
       作者还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两篇小说叙事中的时间点很关键,那就是1985年,小说中的人物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回到大陆的。在简单描述了1985年的大陆“改革开放政策虽已确定,各地的执行与实践,仍在摸索阶段”之后,作者要说的是:“小说人物,特别是‘父亲’那个角色,对那个时代的西方现代建设,显然有一定了解。他的观感,不能视为单纯的失望或反感,读者应该设法深入他的内心,看到沉痛底层的恨铁不成钢。那也是作为‘建设派’的我父亲,终身愿望落空下的痛苦表现。”(21-22页)但是证之小说文本,“父亲”回到大陆之后的观感似乎并没有什么失望、反感或“恨铁不成钢”:在车上“我们同时望着窗外的风景,同样的田畴、农舍、林野、山水,看在彼此眼中却迥然不同。父亲看见的是半世纪的沧海桑田,我看见的只是贫穷艰辛”;“我看见山坡上新植的松林普遍不过六七英尺高,因而推想出灾难岁月里的荒谬政策,滥伐滥垦、破坏、饥馑……父亲却说,这地方从前土匪出没……”(84页)我对开路的原始方法深感惊异,“然而父亲说:‘有了这条路,屋里人的生活就好过多了……’”(85页)如果说有谁“恨铁不成钢”的话,也应该是“我”而不是“父亲”。而实际上从“我”对饭局上的那位说话拐弯抹角,眼光里却透露着精明干练神气的书记的认识,却也很难说是“恨铁不成钢”:“他的一段话,新名词旧观念,结合得天衣无缝。我发现他特别喜欢新名词:信息、宏观经济、管理科学、劳力密集……几乎有点自我炫耀的嫌疑。于是我明白了,书记在饭局上做的工作,其实未必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或者他想到的只是我们过两天便要回省城,那里的高级干部说不定要问一问我们对地方干部的印象……那么,‘狗肉罐头工厂’,不过是个即兴的话题罢了。所以,我在良心与礼貌之间,衡量了一下轻重,回敬了一句他们的口头禅:‘回美国后,我调查研究一下。’”(97页)这是何等深刻与精准的认识,而且是在1985年!

       在“恨铁不成钢”之后,作者说“他如果活到今天,面对死亡时,或许不至于那么萧条落寞吧”。(22页)看来或许可以替作者补充的是,除了1985年之外,“今天”这个时间点也很关键:“抗战一代的‘建设派’和他们的接班人,今天终于站在时代风浪的前端,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一带一路’沿线,在亚非拉众多落后地区,正式站稳了落实梦想的脚跟,这是何等重大的历史大转折!”(22页)略有惊喜的是短短两三行字中有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熟悉的语汇:“接班人”、“时代风浪”、“亚非拉”,原来两岸中文世界的语汇共享早已发生;作者对“今天”的表述也是站在了时代的“前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自序中所说的观感与小说中的观感及其身份的错置呢?这个问题可能谁也难以代替作者回答。或许还是应该回到这篇专门为大陆版撰写的“自序”本身的初衷:“我必须向大陆的广大读者做一些交代。”(17页)这篇“自序”的对象明确,目的也应该比较清楚了。

       “二流小说家的自白”原载于2009年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的《晚风细雨》,谈的是作者的文学观方面的问题。他认为第一流的小说家必须是能够写出“大小说”者,而所谓“大小说”是指“流传久远,必须化为基本生活信念,融入一个民族或文明系统的血肉灵魂。也就是说,它必须达到接近永恒的‘国族寓言或神话’的高度”。(186-187页)以此标准看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他认为至今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大小说”。究其根本原因,“我深信,它的最终出现,不能不等待它所属的文明系统,耐心走完由发生到成熟的曲折痛苦过程”。(187页)而所谓的“大小说家”的出现也是有条件的,“伟大而独特的文明系统,必然要求掌握核心精神命脉的全面体现,具有这种条件的人才,我感觉,恐怕至少还要等待一两代”。(190页)在这里对时代与文学的认知和判断都是深刻而有启发性的,“今天”的“历史大转折”尚未如此这般地被轻易召唤出来。我不禁想到的是,刘大任先生作为当年“保钓运动”的风云人物和曾经与陈映真并肩战斗的左翼作家,在“今天”他所期待的自己“新的开始”会是朝向哪里呢?(文/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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